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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7月，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與上海市經濟史學學會在上海聯合舉辦了“近代中國社會環境下的企業發展”國際學術討論會，《近代中國社會環境與企業發展》即是與會國內外專家學者會議論文的結集。全書主要內容包括關于近代中國外資企業在華創業和發展中幾個問題的思考，北洋政府時期公司注冊制度研究，近代中外合資銀行的經營特色芻議，試論抗戰時期劉鴻生火柴企業的技術內化及其發展，社會環境與洋務企業的地區差異，中國博覽會事業的衰變與趨新等。 《近代中國社會環境與企業發展》所收之論文，雖然具體選題以及分析的思路和對象各有不同，但是以其所研究的問題，以及研究這些問題時所表現出來的理念、方法，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體現了當今海內外經濟史學界，對于近代中國企業史研究共同關心的問題、發展的趨向，以及所達到的學術水準。如果以研究的共性來說，可以比較清晰地看出，有兩個方面的方法論問題是尤為明顯，即一是“制度”，二為“關系”，或者說是“網絡”。所謂制度，是說《近代中國社會環境與企業發展》所收的論文，幾乎都不同程度的帶有“制度研究”的痕跡，可以說是從宏觀、微觀各個不同的視角，對近代中國企業發展中的制度問題進行了各有千秋的探討；而所謂的“關系”或者說“網絡”，則表明上述論文有很多都是從關系和網絡的角度，對企業與企業、企業與企業家、企業與社會、企業與政府之問的關系，進行了不同視野的探索。所表現出來的是，在這些論文中，我們的學者，我們的研究，盡管都是以歷史資料為依據，所研究的大都是某一具體的問題，但是，論文的作者，誰都不滿足于簡單的“講故事”式的歷史事實陳述，而都力圖使自己的研究有一個分析的框架，有一個觀察的視角，有一個理論的歸納和分析；而且，這一分析框架，這一觀察視角，又必須具有學術探討的共性，必須具有建立學術范式的可能。可以這樣說，在《近代中國社會環境與企業發展》所收的這些論文以及在這些論文的討論過程中，絕大部分的學者，幾乎都認同在當前的中國企業史研究中，制度問題和網絡關系，已經成為我們思考和解讀問題的一個最重要的特征和方法。由此也可以進一步看出，在經濟史的研究中，資料、檔案固然重要，但是，研究的理念、理論、方法則更重要。從這個意義上說，《近代中國社會環境與企業發展》所收的這些論文，一定程度上確實體現了經濟史學界對近代中國企業史研究的新水平，并且展示了今后一段時期研究的趨向。